沧桑巨变中的东台报业

你现在还有读报的习惯吗？

每一天，当一沓《东台日报》，带着油墨的芬芳送到你面前时，有没有觉得，有一种仪式感？

是的，报纸于很多人来说，是一种约定。

它把普通的你我和时代拉近了距离，也给人一种期待，期待那一刻的打开和味道。

今天如此，一百多年前亦如是。

一

让我们把时间往回迁移，回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，彼时的中国风云激荡。新思想蓬勃兴起，旧制度风雨飘摇，因为碰撞，便有了浪，有了各种声音。

作为一种文字的载体，报纸在这时，因为“遇事倡言，意无不尽”，加之“印刷之精华，而传布愈易”，成为一种舆论“武器”，呈井喷式产生，打开了中国人自办中文报纸的局面。

要说东台人办的第一份报纸，目前可以找到的，最早的便是杨恭甫于1902年元月与人合办的《汉口日报》。在一份该报元月18日的头版影印件上，可以看出，整个报纸用繁体字竖版印刷而成，最右侧标注刊发时间，并标注“每张售钱十文”。这一天的报纸上，还有“名医留汉”“杨恭甫医室迁在汉口日报馆内”的字样。是中医，且能诗文，善书画，杨恭甫因为医术，因为办报，留在了武汉三镇的史册上。

报纸纷纷兴起，了解时事，认知世界，在东台当地，越来越多的官僚、念书人乃至初识文断句的普通人习惯地买报阅报，《申报》《时报》给东台带来的，不仅是新鲜的体验，更是文化的启蒙。

于是，东台本地报的出现，便也顺理成章。

1912年8月1日，东台历史上第一份自主经营的《东台日报》问世了。

让我们来看一下创刊的时间节点，1912年。

这又是一个特殊的年份，清帝退位、中华民国成立，历史转了个弯，从封建社会开始“破茧”的中国大轮，驶向了新的航程。

正如戈公振在《中国报学史》上所说“武昌起义，全国景从，报纸鼓吹之功，不可没也，‘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’，既载诸临时约法中，一时报纸，风起云涌，蔚为大观。”

《东台日报》便是这些报纸中的一份。

此时的《东台日报》创办者，是一位客居东台的文人陈祺寿。

说是客居，其实陈祺寿在东台待了大半辈子，一生以治学、著书、讲学为乐。与其说他文名留在了东台，不如说，他以一份《东台日报》成为东台报业的拓荒人，从而铭记东台史册。

那年的报纸，已很难寻觅，据载，该报聘刘思诚、蔡公桥等人为编辑，采用光连纸油印出版，报道时事新闻和文教评述，栏目新颖，图文并茂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当《东台日报》在东台传阅，一种新的风气也在形成之中，《东台日报》为东台百姓文化启蒙提供了新的阵地。

《东台日报》的创办，让人们记住了陈祺寿。不过，还有一位东台人和这份《东台日报》素有渊源。他便是戈公振。

这一年，时年二十二岁的戈公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，虽然考上南通师范，却把求学的名额让给了哥哥。这一举动，让家人老师颇为心疼。其时，戈公振的堂伯父戈铭猷，以及老师夏寅官与陈祺寿均交好，于是，戈公振被推荐聘为《东台日报》图画编辑，从此步入新闻界，后逐步成为一代新闻泰斗。

陈祺寿主办《东台日报》近一年，改由唐赞臣接办，后于1913年9月停刊。虽然这份《东台日报》只存在了一年左右。可是，它留给时代，留给历史的，却是一份永恒。

循着这份光，东台人办报的风气在之后的一百多年，始终未改。报纸，始终在东台大地延续，与历史同频，与时代共振。

二

在一份由朱明熙和卞小芝于1963年初整的《解放前东台出版的报刊（附表）》中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报纸：

《东台白话报》《东台日日报》《东台报》《新东报》《东台党报》《东台民报》《新东日报》《东台民声》《朝报》《东报》《新东报》《东台新东报》……

列数着会觉得，原来东台曾经有这么多的报纸！虽然，他们存在的时间长则几年，短则数十期，然而，他们的存在让当时东台的风气为之一振，始终未和时代脱节。

地处海滨之隅，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，要想获得外部的消息谈何容易，幸而这一份份报纸，让东台人的见识和抱负得以与时俱进。

据卞小芝整理发现，在1913年创办的《东台白话报》第五十五期第三版上，曾刊登太平天国《光复汉口安民告示》一篇，此外《南京宣布独立黄兴被举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》等国家大事，《三昧寺追悼徐宝山会场志盛民二年台城开办花捐》的乡里新闻，都在报纸上出现。

创刊于1923年的《东台报》，编排上则分出了评论、省令、县令、本省新闻、本县新闻、市乡新闻、短评、文苑等栏。

当然，因为这一时期的报纸编辑，多为文教界人士，新文艺的内容比较多，不少报刊办有副刊，或者特约增刊。如《东台报》后期就增添了《晨光》副刊。

在一份出版于中华民国廿三年十月十日的《东台报》上，我们看到第四版为《晨光》副刊，报纸右上角有“晨光”配图，一轮朝阳，光芒四射地照于城市上方。版面刊载六篇文章，既有东台诗人吴绍质的旧体诗《素翁诗稿》，也有日记、记游、信札等，还有一篇转载的《禁烟宣传大纲》。

细看卞小芝整理出来的解放前的表格，我们看到，东台地方报既有机关报，也有同人报（行业报）、职业报。就创办时长而言，机关报由于有经费支持，长于其他类报纸。同人报因为多为集资创办，大多昙花一现，如《东台日日报》仅出数期、《晚报》出十数期、《竞报》也只出三个多月停刊。

相较于其他报纸，《东台报》因有商会经费与推销上支持，文教、卫生等界长期订阅，虽时而间日刊，时而三日刊，但依然断断续续维持到抗战时。

在一份出版于中华民国廿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《东台报》上，我们看到，这份报纸是《东台报》第1614期，馆址在东台何垛小街，有“内政部登记证警字第二四三零号”“中宣部登记证中字第一三五九号”的字样，也就是说，这份报纸当时是经过登记备案的合法报刊。

在这个时期，还出现了“国民党新闻记者公会”，此为国民党东台县党部组织，多为“竹杠记者”，影响较差。

此外，新闻通讯社也出现在这一时期。1926年，翟甲生主办东台新闻通讯社，1932年左右，陆宗杰等人主办了捷闻通讯社，两个通讯社均维持了三四个月。

三

我们细数一下在东台办过的一些党报：

抗战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党报有：1941年的《滨海报》、1945年的《民报》、1946年的《东台大众》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东台党报有三个时间节点：1956年《东台报》复刊，后因三年自然灾害而停刊；1988年12月17日，东台撤县建市一周年之际，《东台报》再次复刊，后更名《东台日报》；2003年，在全国报刊整顿中，《东台日报》作为我党早期创办的报纸予以保留。

80多年栉风沐雨，东台党报以旗帜鲜明的政策导向，为党而生，为党发声。

在保存下来的《东台大众》旧报纸上，我们看到了这样特殊的一期。出版日期，为“卅七年五月十四日”，也就是这一天，创办近2年的《东台大众》贯彻上级整编精神停刊。报纸首页左下角刊《停刊的几句话》，报眉右侧则表明，这是191期报纸，也就是说，《东台大众》一共出版了191期。

时间回到1946年6月1日，东台城何垛土地堂里迎来阵阵喧嚣，一群青年热烈地讨论着《东台大众》的创刊。那一时期，各根据地以“大众”为名的报纸很多，办报为大众、办报靠大众，是这类报纸的宗旨。

6月10日创刊号刊发，自此开启了县委机关办好党报，传播党的声音，迎接黎明曙光的光荣使命。薛太和、乐秀良、缪涤生、王朝银等人的名字也和《东台大众》一样，永载东台报业史册。

时任中共东台县委书记梅村同志，在《东台大众》百期上发表纪念文章，指出“一年来，报纸介绍了各地斗争的宝贵经验，教育和指导了我们全体干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；它忠实地反映了东台人民英勇斗争的不朽事业，雕塑出东台人民斗争的雄姿。”梅村同志将报纸一百期称为《光荣的节日》。

再回到报纸本身，在停刊这一期的报纸上，我们可以一睹当年报纸的风采。报名为时任农协会会长李杏柏所题，版面为竖版印刷，当日新闻既有《光明十里两乡游击队三天活捉五个洋匪》《东台地武一天两捷歼匪六名缴枪五支》《富滩乡干部英勇灵活反扫荡中活捉蒋匪》等斗争消息，也有《保卫夏收保卫夏耕》《田里的麦身上的肉》等民生新闻。

《东台大众》创办期间，还出过画报，其中一份画报，曾在1987年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国家展览馆的《中国文明史展》展出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《东台报》再次登上了历史舞台。1956年4月1日，《东台报》创刊号刊发，相较于过去的报纸，《东台报》有几大变化，一，报眉不再居中，改为居左；二，一改过去竖版印刷为横版印刷；三，不再采用繁体字，全部采用现代简体字；四，报眉下设有背景图画。创刊号上，头条便是时任东台县委书记周乃成的文章《大家动手办好〈东台报〉》，报名亦为周乃成所书。

据当年印刷《东台报》的工人胡锦龙回忆，当年报社编辑一般每天下午五六点钟送样稿到厂排版，而新闻稿往往要到夜里1点左右才能送到。正常报纸印完总要到凌晨三四点。规格上，报纸一般为四开，有时八开，也有时一张半，遇有重要大事还要套红印刷。

然而《东台报》复刊后不过5年，就因三年自然灾害而停刊。东台人再次读到地方报，已是20多年后的事儿了。

1988年，东台撤县建市一周年之际，《东台报》再次走入大众视野，此后，这份报纸便一直延续至今。

2003年，在全国报刊治理整顿中，《东台日报》作为“解放前我党创办的报纸可保留”，成为苏北唯一保留刊号的县级报纸。

2019年，在媒体融合的大潮中，东台日报社与东台广播电视台合并成立东台市融媒体中心，自此《东台日报》的发展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。

清代周希陶曾言“有书真富贵”，旁及读报，我们也可以说，阅报真富贵。

100多年的时光里，一位位东台人，坚守、享受并传承着这样的“富贵”事儿。我们的城市，也因为这样的“富贵”，更具文化张力。

忆往昔，而知来时路；望未来，唯愿更精彩。

今天的《东台日报》正铿锵走在新的发展征程中，为人民抒写、为时代立传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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